上世纪的移民香港情结 30年间近百万人落户香港

最近，电视剧《历史转折中的邓小平》热播，剧中再现当年内地出现的“逃港潮”。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到七十年代末，近百万内地居民出于种种原因从广东偷渡到香港，先后有5次高潮。有学者认为，偷渡潮是内地政治经济形势以及香港与内地关系的特殊注脚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催化了内地的改革开放。

内地形势的“另类晴雨表”

新中国成立后，由于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制度不同，与内地咫尺相隔的香港成为一些人改变生存状态的首选之地。第一波逃港潮发生在建国初期。据《香港年报》记载，上世纪50年代初，超过75万来自内地的居民因战乱拥入香港。著名作家张爱玲就是在这个时期来到香港的。此后偷渡香港的事件时有发生，但规模都不大。

50年代中期，深圳地区已经建立起比较完备的边防管理体系，但这些手段很难隔断香港与内地间的社会经济联系。据统计，1957年前后宝安县有直系亲属在港居住或是华侨的，占总户数的1/4，如果加上亲朋好友关系的，则占总户数的70%。内地的社会经济生活一有什么风吹草动，就会有偷渡现象发生。

1957 年春节期间，成千上万的港澳同胞“衣锦还乡”，让内地同乡十分羡慕。同年6月，广东省准备出台政策，放宽群众出境赴港。当时省里的考虑是这样的：“去香港人多了，找工作不容易，叫想去的人都尝试一下，吃吃苦头，这样我们也好教育农民安心生产，政治上也能占据主动。”由于保密措施不严，东莞县提前透露这一消息，它很快传播到宝安县、惠阳县等边境地区，第二波逃港潮就这样形成了。两个多月里，共有6000多人偷渡到香港。到了8月底，广东省委决定收紧政策，逃港潮也平息下来。

港英当局最初不承认逃港者的居民身份，但也没有采取坚决措施。逃港者们在街角、空地或大楼天台上用木板钉出板屋，香港媒体还专门给这些建筑取了个名字——“天台木屋”。逃港者工作卖力，要求又不高，正好为处于经济起飞阶段的香港提供大量廉价劳动力。当时港英当局实行的政策是，成功偷渡入境的内地人，只要不被抓住，到达市区后就可以在香港居留。这叫“抵垒政策”，取意垒球赛中跑至下一垒时只要及时触垒就可以过关，这实际上相当于变相承认了非法移民的“合法”身份。

香港同胞“暗中接应”

三年自然灾害中，数以千万计的内地人死于饥荒和疾病，这为1962年大规模逃港潮的爆发埋下伏笔。从4月27日开始，来自全国12个省60多个县的十几万人，陆续涌到宝安境内通往边境的公路上，其阵势“宛如大军南下”。香港媒体也以“五月大逃亡”来形容这波逃港潮。这波偷渡潮到5月底才平息，有3万多内地人逃到了香港。当时曾流传这样一首民谣：“宝安只有三件宝，苍蝇、蚊子、沙井蚝。十屋九空逃香港，家里只剩老和小。”

港英当局的态度这时已经发生转变，开始实施“即捕即遣”的政策。但由于香港市民与逃港者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，许多逃港者与香港市民非亲即友，这项政策遭到普遍反对。

\在“五月大逃亡”中，约3万名偷渡者逃到香港后聚集在一座小山。港英政府调集数千军警进行拉网式搜捕。与此同时，约10万香港同胞带着食品和饮用水来到这座山上，帮助近两万偷渡者成功潜入市区，并为他们提供栖身之所。其实许多香港警察也不忍心抓捕这些人，一些警察甚至同逃港者拥抱在一起流泪。最后约有1万名偷渡者被捕，港英政府决定将其遣返。在遣返前一晚，香港娱乐场所近半停业，关心此次事件的香港市民暗地筹备营救计划。遣返行动开始后，一辆接一辆大蓬车载着偷渡者缓缓向北行驶。行至罗湖桥时，突然有数千名香港人冲出来，他们中的许多人横卧在桥上，阻挡车辆行进。有人大声呼喊：“快跳车啊!”偷渡者乘势跳车逃跑，后被香港同胞分批转移，这次行动又使数千人留在香港。

念着毛主席语录偷渡

\1966年“文化大革命”爆发，不少知青感觉前途渺茫，决定偷渡香港。知青们有文化，偷渡的方式也有创意。日后成为香港“期货教父”的刘梦熊就是在这个时期偷渡过去的。他当时走了6天6夜来到海边，趁天黑下水，游到天亮还没有上岸。当他听到巡逻艇的声音时，他一边划水一边默念毛主席语录“下定决心，不怕牺牲，排除万难，争取胜利”，借此鼓励自己坚持游下去。

\在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当中，一些人在香港当地扎下根并取得成功。例如金利来集团董事局主席曾宪梓、著名作家倪匡、“乐坛教父”罗文等等，都曾是逃港者中的一员。曾有人做过相关的统计，上世纪末香港排名前100位的富豪中，有40多人是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逃港者。

1979年春节前后，广东高要、四会等县因谣传“边境开放”，数千群众涌向广州火车站，要去香港。当时正值水稻插秧季，一些农民听到“边境开放”的谣言，脚都没洗就走出稻田，回家拖儿带女往香港方向跑。为了堵截偷渡者冲关，港英当局差不多动用了香港警力的整个家底，还出动7架直升机，2艘军舰，军警4000人，24小时不间断地进行海陆空立体巡逻。据估计在这最后一波逃港潮中，约有1.8万多人逃到了香港。

催生深圳经济特区

大规模逃港潮发生的根本原因，在于内地与香港之间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巨大差距。例如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，宝安一个农民劳动日的日均收入为0.70到1.20元人民币，而香港农民劳动一日收入能达到60—70港币，两者差距近100倍。在广东一些地区流传着这样一句话：“辛辛苦苦干一年，不如人家8分钱”。

1977年11月，复出后的邓小平将视察的第一站选在了广东。当广东省主要领导向邓小平汇报情况时，“逃港”是重要内容之一。在听完汇报后邓小平表示：“逃港，主要是生活不好，差距太大。”此后不久，主政广东的习仲勋也明确表示，偷渡外逃不是敌我矛盾，主要是人民内部矛盾，“要把我们内地建设好，让他们跑来我们这边才好”。

中国最高决策者已经认识到，对逃港者光靠“堵截”是没有用的，只有把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，逃港者才会失去动力。1980年，经济特区在“逃港”最严重的深圳市率先建立。1979年深圳建市之初人口约30万，1990年人口近200万。逃港潮终于变成了历史。